題記：走私普通貨物罪中，犯罪嫌疑人參與走私活動時間的長短、涉嫌偷逃應繳稅款金額對罪名的認定和量刑具有重要作用。而處在羈押緊張狀態之下的被追訴人，是否具備足夠的法律知識，來否定力量強大的辦案機關收集的對其不利的相關證據?是否具備足夠的邏輯能力，組織邏輯嚴密，有證據支持的辯護詞，說服法官自己應當獲得從輕處罰?答案是否定的。這正是辯護律師存在的意義之一。

　　刑事案件律師事務所就此案基本案情回顧：

　　80后伍某，以每月5000元，接受了一份需要經常往返香港和深圳的工作。具體而言，伍某周二到周五到香港分公司，負責拆封并重新包裝國內客戶在香港購買的手機，此外部分時間返回深圳倉庫，接收公司通過“水客”走私入境的手機。

　　根據海關緝私局的起訴意見書，伍某被指控應當對2016年6月到11月，2017年2月到5月，兩個階段走私入深圳的偷逃應繳稅款105萬負責。

　　如果按照這個指控時間及偷逃稅金額，伍某的量刑按照刑法的規定是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期。

　　辯護律師介入后采取的罪輕辯護思路：

　　1. 從伍某不應對全部指控的偷逃稅金額負責思路：

　　走私普通貨物罪的量刑，是依據涉案偷逃應繳稅款來做區分的，而偷逃應繳稅額金額，又與行為人參與走私活動的時間密切相關。從辦案機關指控伍某參與走私活動的時間看，因伍某參與兩段時間的走私活動，涉案偷逃稅額超過100萬。但根據會見時伍某的陳述，其并非如辦案機關指控的全部時間參與其中。如何拿出證據，證實伍某未全程參與的陳述，推翻指控的時間，從而減少涉案的偷逃稅款額,最終獲得公正的結果?

　　我們翻閱全部案件證據，仔細核對了伍某參與走私的時間點，同時，申請調取了伍某往返香港深圳的全部的《出入境記錄》，根據伍某的工作內容，排除了伍某參與第一階段走私活動的可能性。并把我們的意見附上證據索引，撰寫成法律意見書，遞交辦案機關。

　　最終辦案機關采納了我們的意見，僅認定伍某參與第二階段的走私活動，并重新出具了伍某涉嫌走私案件偷逃稅款計核證明書，成功地將伍某涉嫌的偷逃稅金額減去了58萬。這個金額的變更，讓伍某的量刑起點直接從3年以上降至3年以下。

　　2. 從伍某在案件中的作用、地位來論證伍某應獲輕判的理由：

　　此外，量刑的確定，也受犯罪嫌疑人在走私犯罪活動中的作用、地位，與犯罪嫌疑人的認罪態度等影響，法官在綜合考量相關量刑情節后，形成內心心證，對犯罪嫌疑人作出一個最終的法律評價。

　　從案件指控的事實及伍某的供述來看，伍某受雇參與的，是一個走私團伙的一個環節的內容：拆封并重新包裝手機，在深圳接收公司通過“水客”走私入境的手機。而伍某每月僅領取固定的薪水，其在整個走私活動鏈條中，其地位無疑應屬于從犯，而辦案機關并未對其訴訟地位作出具體區分。如此帶來的法律后果，伍某的量刑不能同作為主犯有所區分，顯然對伍某是極不公平的。

　　故我們根據相關法律規定，向辦案機關提交了應當認定伍某為從犯，應當對其處以減輕處罰的法律意見。

　　從犯，是刑法規定的從輕或者減輕量刑的法定情節。

　　最終，法院采納了我們的辯護意見，認定伍某在走私活動中居于從犯地位，判處伍某有期徒刑1年4個月。

　　我們的辦案機關的基本職能，出于打擊罪犯的宗旨，天然地傾向于收集被刑事追訴人有罪的證據，而對量刑中有利于被刑事追訴人的證據，并不在其工作職責范圍之內。然而，僅憑強大的辦案機關收集整理的證據來對被追責的人定罪量刑，顯然是不公平的。

　　這正是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所具有的作用：協助辦案機關查清案件事實，無限接近案件真相，全面提供被追責人罪輕或者無罪的證據，讓犯罪嫌疑人最終獲得公正的審理，最大地維護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。(完)